突破“水”瓶颈 凉山木里县这个小山村迎来产业发展曙光

法院经过权衡认定政府利益足够重要，以至于无法证明在终止权利之前提供口头听证的合理性。

有学者则分析指出：将基本权利划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缺陷，任何基本权利都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属性，都是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健康权主体享有决定权的同时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如前所述，我国已经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等9部公共卫生法律，尚没有制定统摄公共卫生领域的《公共卫生法》。这就是健康权的消极规范结构。侵害后果是伤残或者疾病，则受到侵害的是健康权，适用残疾赔偿金或者赔偿治疗所需的医疗费的有关规定。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都仅揭示了健康权规范模式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进行系统性学理思考。不具有选择能力时就应当适用积极权利规范模式。

这一点在健康权领域尤其体现为医疗父权主义的衰落与患者主体地位的提升。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患者有权利对医疗过程中的治疗手段、治疗内容、治疗的可能结果等作出自己的选择，医疗机构不得代替患者选择。《刑事诉讼规则》则从三个方面强化监察机关证据材料的补充与说明义务。

但《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监察机关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第二，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是否符合刑事案件起诉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在监察调查阶段不能实施监督，律师也不能参与监察调查活动。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拓展了对侦查机关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以适应司法审查维护公民权利的发展趋势[1]（P15）。

监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监察权的专责机关，通过日常监督工作以及处理案件线索等方式，对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凡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均应当受到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相反，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审查是健全国家监督制度的一部分。

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司法机关审查证据合法性的第一道关口。由此决定了监察调查在适用《监察法》的同时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和价值导向，在监察调查的实际运行层面实现证据和证明标准的刑事化，以确保监察调查既体现反腐败的政治要求，又体现职务犯罪调查的刑事化底色，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顺畅衔接。此时，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既适用《监察法》，又适用《刑事诉讼法》。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围绕刑事诉讼展开，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是其刑事追诉职能的体现，是刑事案件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审判权中的一个环节，其目的在于通过审查起诉保障案件的质量，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刑事诉讼规则》细化了检察机关对监察证据合法性审查的程序和方式，并且首次将监察证据纳入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彰显出检察机关对监察证据合法性的重视。人民检察院则通过提前介入调查、审查案件合法性等方式制约监察调查。第二，强化监察调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彰显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双重价值。

虽然被调查人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但如果该公职人员存在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违法行为，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就应当追究法律责任。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仅要求监察证据符合刑事证据的形式，还规定证据需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和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监察机关只能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收集犯罪事实与证据，才能防止先入为主，才能通过合法、全面地收集证据材料，客观真实地证明犯罪，保证案件调查的公正性。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规定基本一致。

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或者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前，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提供证据材料的，有权书面要求监察机关提供。（一）检察机关只对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 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分为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两部分，前者属于监督权，后者属于权力制约。所以，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制约侦查的基本原则并不适用于监察调查，监察立案并不都是职务犯罪立案，而是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立案，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在法庭审理阶段，对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调查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公诉人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作出说明。自从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理论界就对监察调查不适用《刑事诉讼法》存在诸多担忧，呼吁完善对监察调查的外部监督与制约机制，通过深化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实现监察法治。这是因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列举，其目的在于实现诉权监督引领下具体监督职权的体系化重构[17]（P23），因此，不宜将监察机关调查权纳入法律监督的范畴。

但有学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不移送起诉的案件行使审查权[18]（P25）。如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存在非法证据或者证据真实性存疑，只能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要求监察机关履行补充证据和说明义务，但不能运用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行为等法律监督方式。

《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宪法》上的权力制约原则，明确了检察机关通过审查起诉可以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作出退回补查、不起诉等决定，但对何种情况下退回补查或者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什么情况下不起诉以及如何进行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等具体制约措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案件定性是否准确、量刑建议是否恰当、是否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等亦缺乏相应的监督手段。

以制约而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行使审查起诉权，是维护犯罪追诉活动的合法与公正，提高办案质量，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重要制度保障。《监察法》规定，禁止采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并且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第一，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监察证据不能证明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摘  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文简称《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实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四、结语 《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具体化法律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规定，既坚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的刑事诉讼一般标准，又保留对监察委员会移送起诉案件的特殊规定，但这些具有特殊性的规定并不影响刑事诉讼一般标准的检察适用，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审查标准完全一致，它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是全面审查而非部分审查，是实质性审查而非形式意义上的审查，其目的在于突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可不予受理。

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是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能行为，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的外部制约，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这些材料是发动刑事追诉、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也是监察调查合法性的依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 朱福惠，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配合而言，检察机关根据监察机关的商请派员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并提供法律意见，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被调查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等。

该规定表明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拘留措施已将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具有刑事立案的法律效果。三是如果检察机关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或者法庭审理阶段收到人民法院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证人等送交的反映非法取证的新材料或者线索，同样有权要求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解释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在法律上，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行为，但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侦查，而是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行为。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虽然不能对监察机关的调查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但并不影响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并不影响其行使刑事检察职能。虽然不能要求《监察法》的权利保障范围和方式与《刑事诉讼法》拥有相同的构造，但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与人权保障具有高度相关性，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要符合刑事诉讼证据和证明标准，必须在调查阶段满足尊重和保障被调查人的人格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程序正义。所以，人民检察院不能直接审查调查活动是否合法，但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监察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审查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证据是否符合刑事法规定的方法以及是否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

所有的公权力都要受到监督与制约，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当时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人民检察院的合法性审查只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捕以及收集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是否符合刑事法的规定。

虽然监察调查不属于刑事侦查，但在刑事审判原理中，犯罪调查与刑事侦查均具有强制性，监察调查与刑事侦查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构成限制或者剥夺，必须将《宪法》上的权力制约原则适用于调查程序。这一规定表明，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追诉机关，在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时，应当向监察机关详细说明补充调查的方向以及进一步收集的证据，不仅规范监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而且协助监察机关完善案件的证据链。

如果监察机关对存疑的事实与证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人民检察院只能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查清、证据达不到刑事审判的标准和要求，作出退回补充调查的决定。调查终结后，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通过适用党纪和政务处分的方式结案。